抗战中的岭南文艺⑥量华网
“我们有一日的力量，则尽一日的责任，求其在抗战文艺史上，印下一点痕迹……”
1940年，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开山鼻祖李金发从越南河内辗转回到国内。同年7月，他在主编的《文坛》月刊创刊词中，写下了这段铿锵的话语。
在韶关时，李金发将房间命名为“仰天堂”，源于岳飞《满江红》中的名句：“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”。在炮火纷飞中，他一扫过去内心世界的悲观、阴郁，转而密切关注抗战现实与社会问题，写下了《亡国是可怕的》《无依的灵魂》等力作，诗风变化之剧，为文坛所瞩目。
李金发。
李金发的经历，是抗战期间文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，试图唤醒民族灵魂的一个缩影。丘东平、欧阳山、杜埃、陈残云、蒲风、司马文森、黄谷柳、鸥外鸥、冼玉清等广东作家创作出大量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作品，发出抗日救亡的高亢呐喊，他们用手中笔墨与满腔热血，树立起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的一座座文学丰碑。
“一手拿笔，一手握枪”
在抗战时期活跃于文坛的广东作家中，丘东平是独一无二的存在——他曾跟随十九路军参加“一·二八”与“八·一三”两次淞沪抗战，后来又加入了新四军，是“一手拿笔，一手握枪”的作家典型。早在1937年7月，他便开始鼓励新生代作家书写战争。著名诗人、散文家聂绀弩曾回忆他在上海认识丘东平的情景，“他说，写战争吧，我们写战争吧。”
丘东平的代表作包括《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》《第七连》等近十篇小说和战地特写。其中，《第七连》以第一人称口述实录的方式，描述了淞沪战役的惨烈场景，塑造了将士们勇赴国难的悲壮形象。
《第七连》。
“他是最早期的‘带枪的文艺战士’。”评论家、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希告诉南方+记者，丘东平开创出新的战争美学，他尤其关注战争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影响，探索出一条揭示人性、叩问灵魂的道路。
1941年7月，丘东平在战斗中壮烈牺牲，年仅31岁。同年12月，延安《解放日报》报道了他牺牲的消息，称他为“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”，“他的死为抗战以来艺术文学上的最大损失。”
陈希介绍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一种相对统一的战时文学观开始形成，文学的政治宣传功能和社会动员作用得到进一步强调，现实主义也成为抗战文学的主流。正如在1939年，穆木天在期刊《文艺阵地》上发出号召——“彻底地去抛弃自己，打进大众里边去”“彻底地去克服我们个人主义的感伤。”
“广东的抗战文学呈现出刚柔相济的特点，既以锋利的笔触直击战争的本质，又用温润的笔墨书写人性的光辉。”陈希评价称，广东作家很少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，而是注重将战争与岭南地域风格结合起来，善于书写平凡“小人物”的抗战经历及其心理变化，书写故土失守后的切肤之痛。
黄谷柳的《虾球传》便是广东作家为“小人物”立传的样本量华网，它以上世纪40年代的香港及珠三角为社会背景，讲述底层少年虾球经过多年的漂泊与闯荡，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故事，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。夏衍读了第一章，就决定在《华商报》上逐日连载，作品甫一发表即引起轰动。
《夏秋传》。
1943年，郁茹以一部《遥远的爱》惊艳中国文坛。这部直面抗战现实的小说，带给读者们的感受却不尽是昂扬宏大的叙事，而是浓郁的抒情风格。茅盾曾评价这部小说具有“细腻的心理描写和俊逸的格调”，使得这部小说在抗战题材创作中别具一格。
郁茹。
抗战期间，蒲风的《抗战三部曲》、黄宁婴《九月的太阳》、陈残云的《一个广州的谜底》、司马文森的《粤北散记》、欧阳山的《敌人》、雷石榆的《新生的中国》等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“这些作品不仅点燃了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，还展现出催人奋进的文艺繁荣景象。”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吴晓佳说。
《抗战三部曲》。
此外，蒲风曾主编《中国诗坛》。1937年7月，这部刊物创刊于广州，前身为《广州诗坛》。这是中国新诗界坚持时间最长的进步诗刊，更是岭南抗战诗歌发表的重要平台，收录了许多名家的诗作，如黄药眠的《恋歌》《读〈夜歌〉》等作品。
“忧时愤世”与救亡实践同步
值得一提的是，广东作家因地缘上与南洋亲近，且不少拥有在南洋生活的经历，因而作品普遍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一些广东作家远赴南洋开展抗日宣传工作，而另一些身在海外的作家则冒着生死危险，从南洋回国投身战斗。他们笔下饱含国际主义精神与人道主义关爱的南洋抗战篇章，在广东乃至中国抗战文学作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。
杜埃便是其中之一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他在菲律宾建立了“华侨抗日游击队”，还组建了“抗日反奸大同盟”，出版地下刊物《华侨导报》，积极宣传抗战思想。
他根据在吕宋平原的战斗经历，写出了《在吕宋平原》，并由茅盾作序，作品中诗意化的生活图景备受称道。不少学者认为，《在吕宋平原》代表了上世纪40年代华南作家群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创作成就。在此基础上，杜埃又创作出另一部气势恢宏的长篇小说巨作——《风雨太平洋》。
杜埃与女儿。
在陈希看来，杜埃、司马文森、黑婴、陈残云这类作家都拥有一个特点，他们的文学创作，往往是和救亡图存的实践活动连在一起的。“他们的南洋写作具有体验性和纪实性的特征，凝聚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量华网，这尤为难能可贵。”
除了聚焦“小人物”与南洋叙事，新旧文学并行也是广东抗战文学的又一大亮点。陈希举例称，“岭南第一才女”冼玉清创作的大量古体诗，饱含家国情怀，具有史诗气质。
1937年9月，日军飞机连续多日对广州进行狂轰滥炸。彼时，冼玉清的亲友均离开广州，她依然选择在岭南大学坚守：“中国一日存在，我一日努力。诸君一日留校，我一日授课。”“国家兴亡，人人有责。倘有智识者皆避地洋场，则民众谁与领导？正义谁与主持？社稷谁与固守？况畏死苟安，卵翼外人之下，亦有心人所不忍为也。”
冼玉清。
她将日军空袭广州事件写进《悲秋八首》组诗。其中一首写道：“银霞销尽金银气，烽燧应怜草木愁。几日乱离生事歇，非关多士独悲秋。”
后来，她又创作了字字泣血、发人深省的《国难文学》组诗以及《流离百咏》。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燕琳介绍，《流离百咏》是颠沛流离中的忧时愤世之作，显示出她高尚的爱国情怀及深厚的文学底蕴，是她全部诗作的精华。《流离百咏》的出版，还博得了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“不独文字优美，且为最佳之史料”的褒奖。
《流离百咏》。
除了发表古体诗，冼玉清还曾为战士们募捐冬衣，在《岭南周报》开辟“国难春秋”专栏，发表《国难随笔》《读宋史李纲传》等文，以此提振抗战士气。“岭南的旧文学和新文学从来都不是对立的，这里的旧文学并没有被简单地否定或者打倒，而是被重新激活，非常难得。”陈希说。
广州一度成为全国文化抗战中心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北平、天津、上海相继沦陷，作为大革命运动策源地的广州吸引了一批文化人南下。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楼适夷、靳以、蒋锡金、周钢鸣、郁风等人纷纷来到广州出版刊物，扶植新人，积极开展救亡活动。
直至1938年10月沦陷前，广州一度成为全国战时文化中心。据统计，抗战期间，广州的出版机构有71家之多，主要报刊有七八十种，出版书籍总计160多种。
其中，《救亡日报》由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于1937年8月创办于上海。上海沦陷后，社长郭沫若决定在广州复刊。据统计，当时《救亡日报》日发行量为5000至12000份，为抗战初期广州各报刊销量之首。一批本土作家如欧阳山、草明、于逢等人纷纷加入报纸的撰稿队伍。
1938年4月16日，茅盾主编的《文艺阵地》在香港创刊。这是抗战时期影响最大、存续时间最长的文学刊物之一。创刊期间，刊物或从广州付印，或从广州中转。另据茅盾回忆，还有不少稿件经由广州生活书店转来。
茅盾。
发表在《文艺阵地》上的名家名作比比皆是，包括于逢的报告文学《溃退》、丘东平的纪实作品《第七连》、司马文森的小说《死难者》、陈残云的诗歌《清晨小曲》、黄谷柳的处女作《干妈》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干妈》还是最早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纪实文学作品。
此外，巴金主编的《烽火》、欧阳山主编的《光荣》、赵如琳主编的《抗战戏剧》等诸多文学刊物都是抗战期间在广州复刊或创刊的。
广州南方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叶紫告诉记者，南北文坛名家共同浇铸心血完成的大型历史剧《黄花岗》，可谓岭南抗战文学的代表作。
《黄花岗》。
1938年3月，在欧阳予倩、夏衍鼓励下，《黄花岗》以“继承烈士革命精神，完成反日、建立自由独立新中国的任务”为创作宗旨，主创团队采访黄兴夫人徐宗汉等亲历者，并由阮琪、罗海沙、周钢鸣等20多位作家执笔、整理，仅用3日就完成了剧本创作，堪称奇迹。
《黄花岗》塑造了黄兴、林觉民等舍生取义的革命者形象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，被文艺理论家林焕平赞为在广东的戏剧运动上“开了新纪元”。
“时至今日，回顾粤籍作家在抗战期间的创作实绩，重温广州在抗战初期发挥的重要文化位置及其作用，阐发抗战文艺的重要历史与文化价值，仍然具有极重要的意义。”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张栋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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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写：南方+记者 戴雪晴 赵媛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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